从太原出发，一路向北，山西忻州五台县的佛光寺和南禅寺是游人必访之地。南禅寺大殿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唐代木构建筑，比佛光寺还要早75年。
1953年，南禅寺被发现时已经残毁严重，亟待维修。1954年，新中国第一代古建保护专家祁英涛拿出《山西省五台县李家庄南禅寺勘查报告》和《南禅寺大殿修复计划初步草案》，但修缮工程迟迟没有实施。1966年邢台大地震，南禅寺受到严重冲击。1972年，南禅寺修缮再次提上日程，祁英涛受命重新编制南禅寺的维修方案。1974年开始进行比较全面的翻修复原，1975年8月完工。今年，恰逢南禅寺修复完工50年。
1953年，南禅寺大殿的屋檐情况。
1974年，南禅寺大殿修缮后的屋檐。
南禅寺大殿是“研究性修缮”的经典案例。从1954年的南禅寺大殿修复草案到1974年的实施方案跨越了20年，对比两个方案，我们可以看出：文物修缮是一个认知不断发展的过程，不论对具体部位做法的研究和分析，还是“恢复唐制”与“保持现状”保护理念的碰撞，都体现了老一辈文物保护工作者认真、严谨的态度。
为慎重起见，祁英涛将起草的《山西省五台县李家庄南禅寺勘查报告》及《南禅寺大殿修复计划初步草案》发给刘敦桢、梁思成、林徽因、刘致平、赵正之、卢绳、龙庆忠、莫宗江等专家征求意见。刘致平先生在回复意见中提到：“无十分把握时，不要轻易更动现状”。刘敦桢先生也提到：“多做研究，方能做最后决定”。前辈们对古建修复严谨审慎的态度十分鲜明。
1954年的《南禅寺大殿修复计划初步草案》遵循“现状整修”的思想。1974年的实施方案采取“落架重修”的方式，这或许与建筑又经历了20年的变化有关，尤其是1966年邢台大地震对其毁坏很大。在确定维修方案时，一些专家提出了不同意落架维修，或半落架维修的建议。
1974年的维修工程特别强调了两点。首先，保证主体结构式样和尺度不得变更，如平面中各间的面阔、进深、柱子高度、侧脚、生起、举高等，要严格按照原样。其次，各种构件尽量保留，不更换新构件。翻阅当时的记载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述：“我们认为如果一座唐代木构建筑物，主要构件都被换成新材料，那么它将成为一座原大的模型，很难称它为唐代建筑了”。由此可见，在早期的文物维修工程实践中，无论是“现状整修”还是“落架重修”，文物建筑原形制、原构件的保留在一开始便得到强调。
前辈们在1953年的现场勘查中发现，南禅寺大殿的出檐被后来改动过，檐椽有明显的锯痕，推测是因为檐椽糟朽，历史上维修时进行了改动。1954年与1974年的方案均对这一现象有过分析。1974年的维修工程清理出了建筑原台明，又从台明与出檐的关系推算了出檐的长度，三者相互验证，从最初推算出檐长度230—240厘米，到工程实施中出檐长度明确为234厘米。出檐尺寸是在文献研究、同期建筑对比研究、现场详细勘测以及考古发现中反复推敲，最终获取趋于精准的长度。
侏儒柱是屋架最上部平梁上的圆形短柱。1954年的修复草案认为，在隋唐实物和壁画中，大多只用大叉手而不用侏儒柱，但在南禅寺大殿使用此柱是“结构所必需的构件”。1974年的维修中，解除屋面荷载后，侏儒柱一组构件自动脱离，侏儒柱与大叉手之间并无榫卯连接。力学计算和现场模拟实验的结果认为，没有侏儒柱，大叉手是安全的，由此取消了侏儒柱这一组构件，“恢复了唐代建筑原样”。在取消侏儒柱一组构件后，考虑到结构的可靠性，在大叉手底部的平梁上皮增加了一根钢筋拉杆，以减小大叉手向外的推力。按照今天的保护原则，或许应该保留历史上加固的痕迹，但50年前的修缮方式也是集体讨论的结果。
南禅寺大殿修缮中争议最大的是瓦饰中“鸱尾”样式的选择。1954年修复草案提出此殿的脊兽仍以用鸱尾为合理。1974年实施中提出“具体形象参照近年出土的渤海国上京的鸱尾式样”，并按照这一方案进行了实施。
对于南禅寺大殿的鸱尾式样，多位专家有不同的意见。有专家提出“瓦作问题如欲恢复原状固佳，但无太大把握”；有人提出不能以盛唐渤海样式作为依据，应参照日本唐招提寺的鸱尾；还有人提出制作模型，多多研究，以求尽善尽美。文物建筑的脊饰有保护屋架的作用，样式却有着很强的时代特征，至今是修缮工程中有争议的部位。
南禅寺大殿其他构件的维修，遵循了尽量保存原有构件的原则，采用铁板、铁扒锯、铁箍等铁活连接，钢管柱拼合，环氧树脂灌缝的修补和加强方法，使绝大部分构件得以保存。但环氧树脂作为黏结材料，其材性和稳定性是否与原木构件相匹配，尚需时间的考验。
通过南禅寺大殿的维修过程可以看出，从溯源研究、勘测研究到工程实证研究等，研究工作贯穿始终。专家提出详细的指导性意见和建议，参与工程实施全过程，对未能预见部位的重新研究，对可实施性措施进行补充完善，这些都体现了“研究性修缮”的特点，依然值得我们今天借鉴。
文并供图/查群
编辑/胡克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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